在我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做过省报记者、编辑、总编辑。2003年4月退休后，我依然难舍文字角色，便应《特别关注》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朱玉祥先生邀请，做起了这本杂志的语文阅校专员。

语文阅校员，不像总编辑那样高屋建瓴地对杂志的构架进行顶层设计，也不像编辑那样，按照总编辑确定的方针和栏目，慧眼识珠地精选合乎标准的文稿，只是在杂志出版之前从语言文字表达是否有误是否准确贴切的角度，对文稿进行逐篇阅读与审视，大体上是一名校对员吧。

《特别关注》是一本文摘期刊，每期选用的文稿有110多件，13万余字。这本杂志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00万份，居世界华文月刊之首。杂志遴选的文稿的原则，放眼海内外，优中选优，美中选美，妙中选妙。所选文稿，有的出自国内的名家名流之手，也有的来自国际知名大家的名篇名著。这些稿件的作者，或为作家、艺术家，或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为文化界、实业界精英。同时，由于文摘期刊的特别属性，编者选择的这些文稿，还都是经过报纸、期刊发表过，或由出版社编辑成书并公开发行的作品。

面对这些出自名家笔下且经过原发载体编辑过的美文、妙文中的“精品”，文摘杂志的阅校员还有必要继续进行再“审视”“再编辑”？我的阅校实践的回答是：需要；或者说，有必要；有时还很有必要。

早在1951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就发出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呼吁，并指出：“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当下呢？一如201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王彬彬教授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一些语文病象，在今天并没有减少。随意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书籍，用词不当和语法、逻辑方面的问题，经常能碰到”。

十余年间，我在语文阅校岗位上，拜读了《特别关注》杂志付印前的文稿大样一万四千多篇，一千六百余万字。认真咀嚼这些文中精华，或让人从中得到思想的启迪，或受到艺术的熏陶；或令人警醒，或催人奋进。与此同时，阅校的岗位职责也令我睁大眼睛，对眼前的妙笔美文“吹毛求疵”“咬文嚼字”起来。或纠其“一字之误”，或匡其“词不达意”，或顺其“含混句义”，或拆其“叠床架屋”，或平其“过度夸张”，或正其“不当标点”。

比如，一篇文章里说，“乡亲们围炉沽酒，其乐融融”。句中的“沽”字就值得研究了。“沽”有“买”的义项，如“沽名钓誉”；还有“卖”的义项，如“待价而沽”。此处的“沽”字显然是用错了，可改为“饮”“品”，雅一点，也可以改为“把”字。

阅校过程中发现，即便是那写创作过“经典”作品的知名作家，文稿中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语文问题。有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写了一篇深受读者喜爱的文章，但阅校中发现文稿中有一个词用得不够贴切。文中写道，“中国人的脸是十分敏感的，在沉静的表面之下，有着千丝万缕种表情”。“千丝万缕”，意思是千条丝，万条线。原形容一根又一根，数也数不清，多形容人与人物与物相互之间的种种密切而复杂的联系。显然，“千丝万缕”不尽符合此处的语义。还有一位知名作家在一篇文章里说：“那个把死马医活的人，就是我大爷爷。”这里的“死马医活”，就有些过度夸张了。

当然，作为文摘期刊的阅校员，面对的文稿并非作者所赐的原稿，文中的语文差错，也许是原发书、报、刊编辑的不慎所致，让作者背了“黑锅”。但是，无论差错出自谁手，均应坚持汉语表达需“文从字顺”的基本要求，一一加以校正，尽力避免那些不该出现的错字、错句、错的标点等等再次暴露在读者面前。

汉语的语文积淀十分沉厚，内涵十分丰富，同时也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作为一名语文阅校人员，我依照国家现行的语言规范，对视野范围内文稿里的瑕疵，作了力所能及的校订与辨析。在同行和朋友们的鼓励下，将平时随手记下的“辨析”文档加以整理，将其中的1500余条（简称1001例）辑录成书——未望它进入书肆，只是作为个人“阅校业务”的一页档案，作为馈赠同行同事文友和亲朋的一羽“鹅毛”。

我十分庆幸拥有过文摘期刊“阅校员”这个岗位，让我有机会对世间的文章精华一边美美地“嚼”，一边细细地“咬”，真一个“咬咬嚼嚼滋味长”！只是自知素养浅薄，“咬文嚼字”中的不妥和疏漏，实难避免，甚至出现错咬、乱咬的情形，恳望被“咬”文稿的作者或原发编者，以及读者朋友给予批评和指教。

本书正文分为七辑：细察一字之误、勘正词不达意、理顺逻辑紊乱、拆除叠床架屋、平复过度夸张、商榷标点不当、关注高频差错。每辑之首有一段文字，简要介绍本辑的“咬嚼”内容；尔后以楷体字列举从杂志大样文稿中挑出的“带病”例句，症结处加方框标示；接着例句的是阅校者的“辨析”——指出句子的病源，并提出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