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觉醒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中，先头是青年学生，随后工人以罢工声援，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工人作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爆发了他们的力量。五四运动前后，全国产业工人大约已有200余万人，这个阶级的人数虽少，但在地区和产业部门的分布上特别集中。当时的武汉，工人数量仅次于上海，武汉后来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正与此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成员，大多数为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切身体会百姓的疾苦，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他们脱下长衫，走进工厂，走向田野，走入百姓。陈独秀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在各种工人集会发表演讲，提高工人觉悟，他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是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员”郑凯卿的一生，我们从一个工人党员的人生历程，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历程。
　　（肖畅）

　　《我的父亲郑凯卿》 郑季霞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访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全国50多名党员中，有一位工人党员，他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郑凯卿。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员。
　　近日，郑凯卿之女、武汉退休高级教师郑季霞所著人物传记《我的父亲郑凯卿》一书由楚天书局策划、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郑季霞以一个女儿的视角，用22万字的篇幅，记述了父亲郑凯卿由一个穷苦工人一步步觉醒，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中共党员的革命历程。从吸收发展第一个工人党员，到逐步壮大为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创建、中共建党历程呈现出怎样的历史特点？连日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年近九旬的郑季霞女士，以及党史研究专家、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邓正兵，党史研究专家、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周斌。

　　郑季霞。
　　受陈独秀委托调查武汉工人阶级状况
　　读+：武汉早期党组织首批7名成员中，除郑凯卿外，其余6人皆为知识分子。陈独秀当时为什么专门要向刘伯垂推荐发展工人出身的郑凯卿为党员？
　　郑季霞：关于这个问题，武汉党史研究界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首先是1920年陈独秀来文华大学演讲时，郑凯卿照顾他的起居生活，通过几天接触，父亲的阶级觉悟、进步思想和良好品德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更重要的考量是五四运动不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任务提上日程。陈独秀尝试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希望党组织中有郑凯卿这样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工人加入。

　　郑凯卿。
　　陈独秀特别关注武汉工人阶级状况，在武汉讲学期间，他就交给郑凯卿一个任务：调查武汉工厂的分布、工人数目和工人生活状况等，还给他画了一张调查表格。郑凯卿接受任务，带领文华学生多次到武昌“五局”了解工人数目、工人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等情况，将所见所闻和工人们的血泪控诉写成《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调查报告，署名“文华大学校学生”，刊发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1号上。同期还刊发了陈潭秋等人的《汉口苦力状况》调查报告。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了郑凯卿等武汉早期党员组织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党武汉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记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党纲草案中已经规定下来，但在武汉支部初期，党对工人运动是比较陌生的，同志中只有郑凯卿一个人是工人出身。他在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时认为：郑凯卿、陈潭秋等人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行径，为武汉深入开展工人运动作好了准备。
　　当时的武汉，工人人数仅次于上海
　　读+：您在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成员构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体现了武汉城市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武汉以后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甚大，您认为，是偶然还是必然？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工人出身的郑凯卿成为武汉早期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彰显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独特气质，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件事的发生，既有偶然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必然。
　　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以董必武为代表，由老同盟会员转变为共产党员，占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总数的40％，这么高的分量，是全国其他早期党组织所没有的。第二类是在新式学校接受了近代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如包惠僧、陈潭秋、赵子健等。新文化运动以后，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大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后来，董必武等人创办的武汉中学、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都成了宣传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影响所及不仅仅是武汉青年学生，甚至还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新民学会。第三类是受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影响的工人，如郑凯卿及后来由郑凯卿发展的工人党员赵子俊等。
　　当时的武汉，工人人数仅次于上海，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积极吸收工人力量，是一种政党属性和时代使命的高度体现。武汉后来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也与此密切相关。
　　“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读+：从中共建党史的角度看，武汉早期党组织重视挖掘发展工人党员这个现象，您觉得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
　　周斌（党史专家、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中国共产党党章历来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中共在成立时，我国还没有像当时的俄国那样，有强大的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很少，即便是产业工人，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自身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基本是文盲，这就导致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最初要靠首先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来帮助建立。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场景。
　　据相关史料数据，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50余名党员中，仅有2人是工人，其余都是知识分子。到1922年，全国党员总数为195人，其中工人党员为21人，占10.8%。到1923年，全国党员总数427人，其中工人党员164人，占总数的38%。
　　针对党创立之初党员成分中知识分子居多，而工人占少数的情况，陈独秀1922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中共组织发展的任务是将“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1924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上再次强调：“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实的根本任务之一。”到1927年4月，在全党57967名党员中，工人成分已占到50.8%，而知识分子仅占19.1%，农民占18.7%，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7.8%。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在生存环境、党员成分、活动方式等诸多方面，又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
　　读+：郑凯卿由一个穷苦工人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个工人党员，您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周斌：我觉得，一方面，个人的阶级觉悟、进步思想和良好品德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属性决定的，我们党在建党伊始就具有积极发展优秀工人党员的历史自觉，并且在不断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强化了这个历史自觉。
　　郑凯卿的个人经历，这种经历对于思想觉悟的开启，与时代的召唤相契合，让他迅速成长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成员，成为一名积极投身革命的工人党员。
　　在武汉与陈独秀朝夕相处
　　位于武昌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的8号楼是一幢中西合璧式两层楼建筑。这幢建于1903年的老房子，最早为原文华大学文学院院舍，掩映于绿荫中，平素不易被人关注，但嵌于其大门右侧墙上一块铭牌上的文字，却显示了中共党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来汉传播马列主义，就在此住宿。”

　　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8号楼，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来汉传播马列主义，就在此住宿。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1920年2月4日，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应邀来汉到文华大学演讲时，就下榻在这幢老房子里。当时，学校安排青年校工郑凯卿照顾他的起居生活。
　　郑凯卿1888年出生于武昌青山一个雇农家庭，早年父母相继病逝，哑巴妹妹给人家做童养媳，自己被人力车工人夫妇收留。郑凯卿少时做过小挑夫，当过书童，尚能识文断字。1906年，刚满18岁的郑凯卿进入武昌文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当校工，为食堂挑水、做厨师，后成为学校劳作老师。郑凯卿在这里受到新思想启蒙，积极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活动，在“日知会”图书报刊阅览室与董必武相识。看到一起挑水的小工友无端受人欺侮，他挺身而出，帮工友讨回了公道。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郑凯卿协助校长余日章为革命军筹集数万石大米。
　　陈独秀来汉讲学的3晚4天中，和郑凯卿朝夕相处，演讲之余，给郑凯卿介绍《新青年》《湘江评论》进步书刊，讲解中国革命和“劳工神圣”的道理。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深深影响了具有进步思想和阶级觉悟的郑凯卿，憨厚朴实、富有斗争精神的郑凯卿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党组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参与创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建立早期党组织。与此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湖北人，由陈独秀在上海吸收入党）回湖北联系包惠僧（陈独秀来汉演讲时，曾作为新闻记者采访陈独秀，后成为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董必武等人建立党组织，并特别嘱咐刘伯垂与郑凯卿联系，详细介绍了郑凯卿的情况，推荐吸收郑凯卿加入组织。刘伯垂回汉后，顺利完成陈独秀交付的任务。
　　1920年8月，在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帮助下，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董必武、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会上，刘伯垂介绍了上海早期党组织情况，传阅了他从上海带回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
　　这是武汉地区革命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长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武汉地区先进分子迈向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郑凯卿也由此成为一名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战士。
　　组织领导汉口第一次工人大罢工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郑凯卿和武汉分部同志一起，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在汉口公安路诞生了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武汉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受党组织派遣，作为武汉工运先锋的郑凯卿和战友们始终战斗在斗争的最前沿。
　　“二七”惨案发生后，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收殓施洋烈士遗体。据《我的父亲郑凯卿》记述，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遭反动派悬赏通缉，郑凯卿在雨夜化装成人力车工人，秘密护送董必武脱离险境。随后，他赴江西、江苏协助陈潭秋开展工作。后回汉，仍以校工身份开展革命工作。抗战时期，郑凯卿护送难童撤离到云阳等地，组织工人为游击队送药送粮……
　　全国解放后，郑凯卿回归一个普通工人的角色。1966年，郑凯卿在湖北潜江总口农场小儿子家中辞世。1984年，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拨专款，在武昌石门峰为郑凯卿建墓树碑，供人们凭吊瞻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及人民网、光明网等网站登载了一批有关郑凯卿的文章，集中介绍郑凯卿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武汉知名党史专家李婉霞曾做过专题研究，以《第一个中共工人党员确系郑凯卿》为题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挥辉、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孙勐均考证证实，郑凯卿是中共历史上第一名工人党员。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一书明确，郑凯卿不仅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第一个工人成员，也是全国所有早期党组织中第一个工人出身的成员。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刘功虎）
　　【编辑：贺方程】